© Reuters. 碳访录|庄贵阳：双碳工作绝非能源和技术问题，要把其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
财联社7月28日（记者侯润芳、张玉虹）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当下，中国经济正在加快绿色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财联社推出《碳访录》栏目，对话官员、企业家、学者等多个领域人士，为中国“双碳”之路建言献策。
7月中旬，针对建设绿色低碳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出，“要优化城市结构和布局”的有关要求：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城市建设，推动组团式发展。此文件一出，有关低碳城市的话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热点。
针对低碳城市建设，财联社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在庄贵阳看来，低碳是发展与减排的桥梁，是城市病的解药、是可持续的未来，中国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一定要符合绿色低碳的要求，要避免被高碳锁定。
此外，他还认为，双碳工作绝不是一个能源和技术问题，如果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能力尤为重要，要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要避免被高碳锁定”
财联社：去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后，各行各业的企划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低碳”“零碳”的字眼，其中，低碳城市建设格外受到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庄贵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启动了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同，导致谈判进展艰难，发达国家方面说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要发展，后来发现低碳就像一座桥梁，既兼顾了减排又兼顾了发展，而城市由于其特殊性一直是低碳发展的重要课题。
现在全球大约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消耗的能源和相应的碳排放大约占75%以上。因此，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的数量来看，城市是低碳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载体。
此外，从政策实践来看，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往往层层分解向下落实，国家分解到省、省分解到市，很多重要的指标基本上都是地市一级推进。城市相当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单元，选择这样的单元做研究，也是国内外是比较通用的尺度。
城市是人口集聚地也是经济集聚地。在气候变化方面，一方面城市生产生活产生的碳排放影响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对城市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比如现在很多城市人口众多且规划滞后，城市的脆弱性越来越高。北京“721”特大暴雨、郑州“720”特大暴雨等一系列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使得城市研究愈加重要。联合国人居署近日发布的《2022世界城市状况报告》也指出，未来城市的核心任务是韧性建设。低碳发展是城市病的解药、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的未来。
财联社：发达国家实现碳达峰时人均GDP为2万美元以上，城镇化率超过70%，服务业占比超过70%。中国2021年的情况是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城镇化率为64.72%，服务业占比53.3%。相比较，在双碳的背景下，中国该怎样推进城镇化发展？
庄贵阳：以传统的发展理念讲，城镇化进程很容易出现高碳锁定的现象。比如我们建筑房子，如果我们节能设计标准很低，那未来几十年建筑运行的碳排放是高碳的。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一定要符合绿色低碳的要求，要避免被高碳锁定。
中国2021年的城镇化率是64.72%，发达国家碳达峰的时候城镇化率70%以上我们实现碳达峰的过程中，还有很大的空间采用绿色低碳能源和技术进行城镇化建设。
财联社：据你了解，中国的低碳城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庄贵阳：在国家政府层面发改委出台低碳城市试点相关政策前，国内学术界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了低碳城市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
比如2008年结合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背景，我们选择了吉林市作为试点进行了低碳经济方法学及低碳经济区发展案例研究；还有四川省广元市，2008年地震后，以低碳重建、低碳发展为理念进行了地震重灾区的重建工作并且持续践行至今。2010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前后三批共87个省市作为试点纳入到国家低碳省市体系当中，吉林市、广元市是第二批成为国家试点的。
财联社：在低碳城市试点推进工作中，什么问题最值得关注？
庄贵阳：我们总结国家推进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弱激励、弱约束”，激励不是特别强约束也不是特别硬。彼时，很多地方政府申报试点的积极性很高，期望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并获取国家财政支持。实际上，由于国家对于试点政策的调整，从政策公平性考虑，对于试点城市并没有经济层面的支持，只是一个名片。后来有些城市的积极性就不是特别强了。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城市在国家没有特别明确的大力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自己依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像成都，虽然是第三批试点，但是后来者居上，超过了很多试点城市。这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领导力和学习能力。
中央出台政策后，地方如何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需要一定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地方政府如果认为低碳是经济发展的约束，自然不会主动推进；如果发展理念先进，地方政府可以调动中央级的国家机构出谋划策提升影响力。各城市的领导力与学习能力不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能力强、动力也强，可以做探索创新的引领者。而有些城市确实资源能力有限，难以做创新，但是可以模仿跟进。现在有很多像城市联盟这样的平台，组织城市之间的经验分享，也可以“先进”带动“后进”，共享发展经验。
“如果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难”
财联社：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十几年，这些年的经验对今后的低碳城市建设有什么启发？
庄贵阳：低碳城市研究进行了这么多年，重要的是不能只局限在技术路径上。中央领导也说过：“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
新能源也好，新技术也好，我们虽然一再强调其重要性，但是双碳工作绝不是一个能源和技术问题。我们要做的，是拒绝绿色工业文明的思路，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用系统的理念去进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除了技术层面，能源转型和经济转型还需要有社会治理的提升去推动。
目前像氢能、储能、碳捕获和封存等很多技术都尚不成熟，有研究表明减排75%之后的成本特别高，如果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实现碳中和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理能力尤为重要。如果政府、企业、公众、社会组织都深度参与并发挥相应作用，可以把效率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在双碳方面，即使我们的技术不是一流，但凭借一流的社会治理，我们同样可以稳扎稳打，践行低碳建设最终实现双碳目标。
财联社：建设低碳城市，从个人层面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你有什么建议？
庄贵阳：低碳生活理念是新发展理念或者绿色发展理念的一部分。低碳建设需要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推进。在生产层面，国家及地方政府规定了很多具体标准和要求，比如通过节能指标减排指标对生产端进行考核；或者通过碳交易给重点排放单位分配额度，强行规范限制生产端。
而在生活层面，消费端更多的依赖引导机制，比如阶梯性电价水价就是依靠价格引导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通过环境教育、培训引导消费者形成低碳的生活理念，转变生活模式对于双碳目标达成至关重要，这里可以总结为RSI三个关键词。
第一reduce，节能减排。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节水节电节能、垃圾分类处理、公共交通出行、外出用餐光盘等等，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可以减少非必要的需求。第二shift，转变切换。比如改变出行方式，以步行或者共享单车代替机动车出行。第三improve，提升改进。还是说出行，机动车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必需品，但可以选择小排气量或者是新能源车。把握好这三个关键词，树立低碳生活理念、培养低碳生活模式，都是可以“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的未来”。
受访嘉宾简介：
庄贵阳，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其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是中国社科界较早从事低碳经济与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并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气候变化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学术带头人之一。
